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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园的网易博客

陈亚平——(前)北京画院资料室负责人,热爱书画美学,老而弥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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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犹太作家的理想伴侣  

2014-12-26 19:58:13|  分类: 文学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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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tabletmag.com
译者:veranous
发布:2012-08-16 

托尔斯泰有索菲亚为伴;迈耶尔·夏皮罗有莉莉安相陪;阿莫斯·奥兹也有妻女围绕左右。几乎每个我能想到的男作家都拥有一位(默默无闻,不计酬劳的)家庭助理,所承担的职责包括为天才作家阅读查询资料、誊写打字、对外联络以及编辑文字。(同样的情况在女性作家中间较少出现。)然而,很少有作家夫妇如同弗里德里克·博格(Friderike Burger)以及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那样拥有一段生前死后都极为复杂的关系。后者作为一名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至今仍是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数量最多的德语作家之一。

茨威格夫妇都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早期,正值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Monarchy)统治时期。两人都是世俗维也纳犹太教信徒(弗里德里克在20多岁时改信天主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重建时期生活在奥地利。他们在萨尔茨堡(Salzburg)建了一座房子,被称作“欧罗巴别墅”(the Villa in Europe)。直到纳粹崛起之前,茨威格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纳粹搜索了整座房子,将书籍付之一炬,茨威格夫妇也被迫移居海外。1938年,两人的婚姻走到尽头,茨威格随即开始了第二段姻缘。而新娘绿蒂·奥曼(Lotte Altmann)正是弗里德里克为茨威格在伦敦聘请的年轻秘书。离婚后两人依然保持着亲密的往来。两人都从欧陆避难海外,六十岁出头时旅居纽约。弗里德里克在那里开始了一段崭新的生活,而斯蒂芬和绿蒂迁往巴西的彼得罗波利斯(Petropolis),并于1942年双双自杀身亡。弗里德里克的回忆录是关于两位20世纪犹太作家的珍贵资料,以幸存前妻的视角,还原了他们交往,结合,离散以及不变的友谊。

* * *

弗里德里克·玛利亚·博格(Friderike Maria Burger)出生于1882年12月4日。父母来自两个犹太家庭——博格家(Burgers)和菲戈尔家(Feigls)。她同伊达·鲍尔(Ida Bauer)相处同一时代(后者及我们所熟知的弗洛伊德第一个分析案例中的“朵拉”),而比伯莎·巴贝海姆(Bertha Pappenheim)(即弗洛伊德和约瑟夫·布鲁尔的案例中的“安娜·欧”)年轻一辈。作为少数几个最早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学位的女性,弗里德里克嫁给了一位名叫菲利克斯·艾德勒·冯温特尼茨(Felix Edler von Winternitz)的公务员。她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但不久之后便放弃了“写作的爱好”,转而教授法文和历史以贴补家用。

1908年,在维也纳的一座葡萄园内,26岁的她邂逅了斯蒂芬·茨威格。她曾这样写到:“我应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叙说这段情感,这样就不必为揭露我的私人生活而感到纠结了。” 她的丈夫当时正在附近的一座疗养院内休养;她刚出生的女儿则在家中由保姆看护。那个夏夜,弗里德里克同朋友们来到这里。结婚不过两年,感情却逐渐淡去。她和丈夫的关系甚至不如同公公的密切。

斯蒂芬当时27岁,正是一位冉冉上升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的父亲在波西米亚北部拥有一座纺织厂;他的母亲来自银行融世家;家族生意由斯蒂芬的长兄掌管,而他自己便可潜心创作,不愁家用。

两人并没有言语交流,但弗里德里克却对他念念不忘。四年之后,当两人再次在一家花园饭店相遇时,她已经30岁,是两个女儿的母亲,而同丈夫的感情较之过去已变得更加淡薄。斯蒂芬当时31岁,已是声名显赫的维也纳诗人和欧洲闻名的文人雅士。弗里德里克给他写了一封信。

两人开始了那种时常被阿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和茨威格自己搬上舞台供中欧观众欣赏的幽会场景。鱼雁传情,往来相聚。她会坐着两轮轻便马车前往德国观看他的戏剧,他们可能会在那里幽会云雨。之后,她会去泰洛利安陪生病的女儿;而他出发去巴黎工作。在她看来,两人都未表现出任何妒忌之情。在他亲自撰写的经典回忆录《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中,斯蒂芬从未提到自己的私人生活。然而,弗里德里克称,斯蒂芬曾经为了让她和前夫离婚并和自己定居的事情争论不休。他很看重她的女儿和工作,因为这样一来,她就不会占据太多属于他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维持平和的气氛, 
在他的精神城堡周围筑起壕沟。”

在不让母亲和公公知晓的情况下,弗里德里克和前夫秘密离婚。她同前夫以及茨威格分别就财产的分配达成了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多数时候,两人住在维也纳郊外的一座小屋内,分别拥有一间阁间。因此,两位现在举世闻名的作家得以在弗里德里克照管家务的同时互不影响地工作。茨威格是位艺术家;而她则是一位尽心尽力,能力出众的得力帮手。她做翻译和编辑,还负责两人的社交安排。

她写道:“作为他内心世界的守护者,我得将纷繁扰人的世界拒之于外。因此,有一个事实很少被公开承认——我不得不放弃我自己的世界,我不能脱离时间计划去写我自己的作品。所有的时间安排都得严格遵守。”

1917年,茨威格委托弗里德里克以他的名义买下了一座房子。他觉得住在维也纳会让他在工作上分心。夫妻两人在参观萨尔茨堡时看中了一处浪漫的老屋,决定将其买下。这是一座始建于17世纪的猎屋,只有简单的管道,没有电力供应。房子坐落于卡普齐纳堡山顶,由于靠近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周围人迹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在材料人工短缺,经济动荡,一片萧索混乱的情况下,弗里德里克肩负起了监督房屋翻新的重任。

1920年,已经结婚的夫妇两人迁入新家,并接待了罗曼·罗兰和约瑟夫·罗斯等文人雅士以及理查德·施特劳斯,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和布鲁诺·瓦尔特等参与一年一度萨尔茨堡夏日狂欢节的音乐家们。在之后的13年中,茨威格创作了50部独立作品——累计约200000页的文字。而妻子则是他的作品的第一位读者和编辑人。她写道:“除了对他的作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以及时不时提出新的主题外,我还可以从多方面帮助他。但最重要的是维持平和的气氛,在他的精神城堡周围筑起壕沟。他不让我为他打字或是速记。我可以更好地利用我的时间:帮着他做材料搜集,翻译外文引论,读寄给他的书籍,从书中摘录段落,最后以他的名义给寄书者写感谢信。”

弗里德里克几乎独自将两个女儿抚养长大。恐怕外人很难知晓,对于两个未成年少女和她们的母亲来说,要生活在一个严格要求安静的屋檐下是多么的困难。然而,夫妇两人非同寻常的关系所要克服的障碍远非家庭内部的紧张气氛而已。这段关系经历了纳粹的崛起,茨威格的书籍被纳粹付之一炬,屋子被野蛮搜掠,以及夫妇二人对是否离开奥地利的分歧。在斯蒂芬诀别萨尔茨堡之后,弗里德里克继续着助手的角色,甚至在斯蒂芬离婚再娶之后依然如故。

由于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国际背景,她的故事可谓非同凡响。但让我欲罢不能的是她对于同著名作家婚姻生活的细致描绘,以及自己从极具洞察力向毫不掩饰的神秘主义和多愁善感转变的记录。大多数情况下,弗里德里克都活力无限,无比细致地叙述着两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故事。以下是她描述的一段关于夫妇两人参与一战之后成人教育的经历:

现在当权的社会主义者建立了“郡属教育课程”,以期为在曾经的哈布斯堡的王土上建立属于人民大众的大学打下基础。他们的出发点在于吸引失业人员——大多数都是遣散的士兵,使他们不再聚集于街道。……人们应当利用闲余时间去让自己变得有“文化”。学校的课堂开放这些课程,萨尔茨堡的知识分子们被叫去充当教师。…… 斯蒂芬开了一门文学课。那些希望移民国外的人对外语特别感兴趣。我有大学学位,因而可以为初学者开设一门法语课程。有七十个学生报名上课,各个年龄层次的人都有。

除此之外,弗里德里克又拾起了浪漫主义作家的口吻:“另一方面,我对于命中注定发生的突发事件总是抱着坦然接受的态度。间歇之后,奇妙的事件在我们的婚姻中循环往复,好似命运的启示。链条中最后的一环充满了悲惨凄凄,命中注定的气氛。”

关于丈夫暴躁抑郁的性情,当代读者们可能会有新的解读。而她也做了追忆和叙述:“悲伤和欢笑在我丈夫的身上变幻无常,变脸快得就像孩子一样。可当遇到严重危机时,情况就变得十分不同。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他暴躁发狂的借口。待一切恢复平静,他就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或是做过什么。但是他知道,每个人在面对这些可怕的事情时都是无助的。……在医生称之为男性更年期的那些年里,他发脾气的次数不断增加。” 我们不安地蜷缩在一旁,听她恣意描绘着“深受爱戴的诗人”以及她对茨威格“不由自主,矢志不渝的情感”。

弗里德里克接着讲述了离婚的情节。在名为《分崩离析》的章节里,她写到:“无论敌友,都在严厉指责他这个快60岁的老头抛弃了小自己没几岁的妻子,转而娶了比自己小27岁姑娘。…… 然而,我和他的友谊坚不可摧,对他本能一般的同情从未消亡,历经风雨,历久弥新。”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茨威格的兄弟阿尔弗雷德·茨威格(Alfred Zweig)(1977年都住在纽约西区的Central Park)会认为她是个虚伪的人,而她记录茨威格生活的回忆录都是杜撰而非事实。在他看来,她不仅盗用了作者遗孀的身份(“茨威格生前创作高峰时期的伴侣”),而且她还在回忆录中记录了斯蒂芬向她讲述的两人结合之前茨威格家族的生活。

我怀疑,弗里德里克的奥地利天主教信徒身份一定深深冒犯了阿尔弗雷德,因为这一身份似乎也令斯蒂芬不快。在《嫁给斯蒂芬·茨威格》(Married to Stefan Zweig)(最初发表于1946年)中,斯蒂芬对于圣诞节庆祝的厌恶表现得淋漓尽致。弗里德里克将这归咎于童年的妒忌情结。他的父母会向佣人赠送礼物,而孩子们却得不到。虽然在1933年之后皈依基督教并重回奥地利,但弗里德里克非常高兴茨威格的母亲“从未反对自己的儿子迎娶具有不同信仰的女子。”她还说:“难道圣诞树没有被犹太教家庭普遍接受吗?”

撇开这些缺陷不谈,我认为弗里德里克的回忆录具有很大的价值。在《昨日的世界》中,斯蒂芬希望能为自己那代人写一部回忆录;在《嫁给茨威格》中,弗里德里克则着重描绘这个男人,用这部作品中的细节来填补斯蒂芬的回忆录中所遗漏的部分。文学历史学家以及茨威格同时代的人都质疑过他的性向。安东尼·黑尔波特(Anthony Heilbut)是托马斯·曼(Thomas Mann)传记的作者。他认为,“茨威格和曼一样,都对默默地对年轻男子怀有强烈的爱慕。在20世纪90年代接受采访时,旅居巴西的德国避难者都记得那个老人显然对他们怀有好感。言语在此显得苍白;正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所写的那样,只消一瞥,了然於胸。”

尽管弗里德里克没有对前夫的性向作出明确的回应,但性显然不是他们关系中的核心所在。最后,她也逃离奥地利,途径法国,翻越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抵达美国。她于1940年协同两个女儿和女婿抵达纽约,之后在那里独自开始了一段崭新的生活。

在奥地利,她为国际妇女和平联盟(International Women's League for Peace)起草了宪章。1943年,她在纽约与人共同成立了作家服务中心(Writers Service Center)、一家文字机构、票据清算所、为欧洲难民提供的避难所、美欧友谊协会(American-Europe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以及一所文化中心。两年之后,62岁的她搬进了康涅狄格州南部一座能够俯瞰长岛(Long Island)的房子,并在余下的日子里笔耕不缀,追思自己的丈夫,并支持着各式各样的社会进步运动。1971年1月18日,弗里德里克·玛利亚·博格辞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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